七 火祭
1932年春天，我搬到北平彰仪门内的古物博物馆，准备到东大复学。古物博物馆的院内有几棵高大的桑树，春天抽枝发芽，青枝绿叶，形成一片绿荫。后院有两座大楼。博物馆的文物已经搬走，住上了从东北来的学生。由于还没有正式上课，人们常常到桑树底下散步。有一天，迎面走过来一名同学，胖墩墩的个子，大眼梢子，显得聪明能干。我看他很面熟，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了，他却先开口说：“我是王国新，你不认识吗？”
我想起来了，他是我的文会中学的同学，比我高两级，后来考取了东北大学。多少年没有见面了，真是他乡遇故知，太高兴了。我们回忆起在文会中学的生活，怎样支持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怎样游行示威，和孟牧师做斗争，也议论到了王莲友老师。
“我听说你去了天津，见到了王莲友老师。他还写新诗吗？”
“你别提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国民党的小官僚，完全变了。”
王国新对王莲友的变化并没有感到意外，胸有成竹地一笑，反问我一句：“你知道他近来的变化吗？”
“不知道。”
“原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有三个帮派：一个是东北帮，以刘不同为首，王莲友是他的部下，他们的后台是陈立夫；第二个帮派是张厉生；还有天津的地方势力派。这三派相互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但不能妨害日本人在华北的势力。这次天津事件，是日本特务土肥原组织便衣队暴动，拉走了溥仪，有可能在东北建立伪政权。蒋介石屈从日本的压力，训令冀省主席王树常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承认屈辱的三项条约：一、向日本道歉；二、取缔反日言论；三、中国先撤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