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自由发表言论，并对特权阶层或特权者都有深刻的认识。有一段对“血统论者”的嘲讽，我十分认同：“他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做，趾高气扬但徒有其表。他不过偶然生在好家庭，他虽有家族可以炫耀，但早已像马铃薯一样，躺在地下。”我始终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应当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切，而不是凭借特权。我年轻时时常为此大发感慨，像一个激进分子。
其实，丹佛姆林久负盛名，也因为它可能是爱尔兰最为激进的镇子，连派斯莱都不能与之并提。小镇居民以小制造商为主，他们有几台机器，从大制造商那里领一些编织零工，工作虽不稳定，但不受束缚。也因此，那时期是丹佛姆林最热心于政治的年代，午饭后，时常可见镇上的人系着围裙，谈论国事，嘴边都挂着休谟、克伯顿、布雷德等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虽各有偏见，但普遍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次大变化。小镇居民还自发组建俱乐部，订阅伦敦的报纸，每晚读报，并在读报结束后发表一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