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理论思考有两个特点。
第一，这种理论思考是以“贫穷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各个方面对“四人帮”的谬论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观上。“四人帮”社会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发展速度必须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正是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著名论断。
第二，这种理论思考又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的。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优于资本主义，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5]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外部显现，由此，邓小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