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日中之行(尤其是中国之行)不仅对日中两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②,也深化了他本人对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国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打动了杜威。凡尔赛会议中对中国的不公正处置激发了以学校师生为领导力量的社会公众的民族主义的热情，学生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造成强大社会舆论迫使腐朽政府一再做出让步。在杜威看来，这正是社会民主对腐朽政府的胜利③。其实在来中国之前，杜威在有关教师教育的会议上也做过发言，强调教师应有社会责任感，应参与指导和形成公众舆论等④。但是美国的教师们鲜有做到这一点(从杜威在归国以后对美国教师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则不同。新文化运动中，广大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们一样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造运动之中。在杜威归国以后，他特别频繁地谈到教育的社会目标、社会方向，谈到教师的社会责任，认为教育者应有勇气揭露社会时弊，同时应把对时弊的揭发和研究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特别强调社会批判和参与社会改造的责任和勇气的观点，在杜威访问中国之前的著作中虽然有但并不集中也并不深入。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到中国之行对杜威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