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例如，亨利·弗兰克福特的《意志自由与人格概念》，载《哲学杂志》，1971（67）；阿马蒂亚·森的《选择、秩序与道德》，载斯蒂芬·科勒编《实践理性》（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R.C.杰夫里的《诸偏好中的偏好》，载《哲学杂志》，1974（71）；A.O.赫士曼的《转移中的困境》（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第4章。
[11] 这一信条是康德自由理论的一部分，即便能使这一信条成为可理解的，也特别难免出现矛盾。更深入的评论见第4章。
[12] 我在《道德：伦理学导论》一书中已论述过这一点。
[13] 这里引入的道义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区分是相当粗略的。或可在不同层面发现这一区分的旨趣，关于道德的重要性何在的分歧见第10章。这一区分只是已做出的诸多区分中的一个。众多分类见W.K.弗兰克纳：《伦理学》，第2版（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73）。
[14] G.E.摩尔，《伦理学原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第17和第89节。他在P.A.希尔普编的《G.E.摩尔的哲学》（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42）中的“回应对我的批评”一文中放弃了这一观点。在《伦理学》（1912）中似乎已放弃了，尽管在那儿摩尔只说他不想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