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大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