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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如此主张，譬如“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绝对命令”之说不谈，人们总还是要发问：因为，这样的主张从主张者的口中到底陈述了什么呢？有这样的道德论者，他们应当为他们的始作俑者辩护；其他的道德论者应当受到安慰，并且产生满足感；对其他的人而言，始作俑者则想让人把自身钉上十字架，让自己遭受凌辱；对其他人，他则练习复仇；对其他人，他想藏匿自身；对其他人，他想要圣化，并且冲上崇高而遥远的天空；这种道德为自己的始作俑者服务，以便忘记那些为了忘记自身或来自自身的某种东西的人们；有些道德论者，想在人类身上演练权力和创新境界。另外一些人，也许连康德也算在其内，则用他们的道德晓示于人：“凡在吾身可见之物，就是我能服从——而在你们身上，则不应出现与我不同的姿态！”——一言以蔽之，道德家也不过是一种激情的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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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道德，与任性发展[4]相对立，都是反“自然”，也就是反“理性”专制的一部分：但是，这都构不成反对这种道德的借口。因为人们自己想必要再一次从某种道德出发来谕示，一切专制形式和非理性品类都是不许可的。每种道德身上都有基本物和不可评估的东西，道德是一种漫长的强制过程：因为，为了弄清斯多葛主义或波尔诺亚尔女隐修院[5]或清教徒主义，人们愿意忆起强制，迄今为止，由于这种强制，每种语言都变得强而有力和自由自在，——回忆起格律式的强制，韵脚和节奏的专制。不论在哪个民族中，这都给诗人和演说家们造成了难堪的窘境！——有几个今日的诗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朵里寓有一颗无情的良心——“为了一种愚蠢起见”，如功利主义蠢物所说，它以此自诩聪明，——“出于对为所欲为法则的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他们以此自认为“自由”了，甚至是自由精神了。但是，令人惊诧的事实都是，一切来自地上的自由、雅致、大胆、舞蹈和大师般稳妥的东西，现在就有；或已经有过，不论是思维本身，或在统治中，或者在言语和说词中，在艺术中，亦如在风俗中，都首先借助“这种为所欲为的专制法则”发展了起来；一切认真（为此的或然性是不小的），这正是“自然”和“自然的”——而非那种放任自由[6]！每位艺术家皆知，他的“最自然的”状态，距离放任有多遥远。自然的整顿、设定、规定，在“灵感”时刻的塑造，——他正是在那种时刻非常严格地雅致地听命于重似千万倍的法则。这些法则正是由于它们的坚韧和确定无疑而嘲弄用概念所表述的东西（就是最确切的概念，只要负隅反抗，也会产生某些漂浮物、多面物、多义物——）。“在天上和地上的”基本物，似乎不止一次地说过，要长久地、并本着一个方向地服从：因为，在那里，很长时间一直有某种东西产生出来，而且已经产生出来过，为了它，值得在地上生存，譬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某种圣化的东西、精练的东西、荒诞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精神长期的非自由，强制猜疑思想中的可同情性，强制，也就是培育，使思想家担负起在教会和宫廷规范内，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维的责任。这长期的、精神性的意志，要把一切发生的事物，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要重新发现在一切偶然中的基督教上帝，并为之辩护——所有这暴力般的东西，肆无忌惮、强硬、可怖、反理性的东西，它们表明了是一种用以为欧洲精神培植坚强而肆无忌惮的好奇和雅致灵动的手段：因为，这就承认了，在这里，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须要压制、窒息和毁坏许多东西（因为，在这里到处都表示出本来的“自然”，在其全部挥霍而冷漠的宽宏大量中，它发怒了，但是，是以高贵的姿态）。千百年来，欧洲的思想家们，只是为证明某些东西而思索——今天，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每位思想家都心怀疑虑，他“想要证明某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总是已确定了什么并总有确定的东西应当成为他们最严肃思索的结果。有些像以前在亚洲占星术那里，或是如今天在无害的基督教道德，“为了敬仰上帝”和“敬仰灵魂”而对最近的个人事件的解释那里——暴虐、恣睢，这严格和雄伟的愚蠢，培育了精神；奴隶制，似乎在更粗糙而更雅致的理智中也成了精神培养和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样一来，人们就想审视每种道德：因为，道德中的“自然”，它教导仇视自行其是，即过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地平线的需要，为了以后的使命而培植，——它教导压缩前景，也就是教导把某种意义上的愚蠢，当成生存和增长的条件。“你应当服从，不论什么时候，而且长此以往：因为，否则你就会灭亡，失掉对你自身的最后的关注。”——在我看来，这就是道德的自然命令，诚然，它既非“绝对的”，如老康德所要求的（因此而说“否则”），也不是面向个别人的（自然与个人有什么关系！），但却是面向民族、种族、时代、等级，而首先是面向整个动物，“人，面向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