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学家国王”
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以后，弗里德里希又撰写了两篇政治论著，一篇是1752年的《政治遗嘱》（Politische Testament） ，另一篇是1777年的《统治的形式与统治者的职责》（Regierungsformen und Herrscherpflichten）。其中所阐发的仍然是启蒙理想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观念。在写作前者的时候，在1751—1753年间，伏尔泰正客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波茨坦无忧宫，而后者的写作背景是在战场上（七年战争， Der Siebenjhrige Krieg）和外交上（瓜分波兰，Die Teilungen Polens；Polische Teilung）取得胜利之后，考虑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论著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此，他陈述了自己在对外事务和对他国关系的思想倾向，陈述了对于王国统治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并陈述了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种种考虑和做法。同时，弗里德里希再次强调君主的权利来自与臣民的契约，强调君主本人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为全体臣民谋福利是君主的唯一职责等等观念。由此，他引申出这样一种结论：预防性战争和获利性战争都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君主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臣民，为了臣民的利益，君主可以、应该、必须进行战争。这是他要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βe，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那样“傲然征服新世界”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