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邰爽秋的交锋，集中在民族复兴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地位问题、改造民族社会的途径问题以及新生产技术的引进三个方面。针对邰爽秋“解决整个经济问题，城市问题必须与乡村问题同时解决”的主张，梁漱溟反唇以对，认为城市本身没有生产，故不能独立，“须知县城为乡村行政的中心，而都市大埠，也只是乡村的商业或教育的中心罢了”。邰爽秋希望唤起各方力量去达到民族社会改造，梁漱溟以“我有一种意识，觉得社会运动自然会发生转变，我们做事要有勇气，不要东瞻西顾，只要干去，就可与希望接近，如天命未注定中华民族减亡，则我认为乡村建设，是复兴民族最经济最简便之路径”回答；至于新生产技术引进，邰爽秋两次提问，并反复强调保持旧有生产技术的重要性，第一次梁漱溟以讨论范围为由拒绝，第二次简单作答，[69]潜台词是邰爽秋误解或误读了他的本意。两人交锋中，梁漱溟明显占上风，他将“邰先生的话本人是承认的”“邰先生意见与我相符”等作为过渡，但话锋一转，便是“不过”“但是”等转折词语，抛出自己的看法。
“未涉及”的第二组提案，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拟定，是定县改革的翻版。提案阐述了县政改革的理念，“中国的一个县份，实在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强调以县为单位进行乡村实验最为适当，提出拟将县一级个别实验逐层推广至全省乃至全国，要对时间、人才、经济等每个工作细节都给予严格规定和设计，设计了一个政治、经济、教育“三位一体”、分工合作的乡村建设整体计划。这个计划中，教育被视为乡村建设的原动力，用“四大教育”解决乡村社会中“愚、贫、弱、私”问题。“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设的智识的能力，乃至于建设的精神，灌输给农民，而建设事业才能永久，才能真正上轨道，而达到从事乡村工作的最后目标。”[70]尽管晏阳初等平教会骨干并未出席，但第二组提案却切实体现了他们对会议中心议题的解读。